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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人秦商文化 | 陕西好教授孙周勇院长和石峁古城不得不说的故事

引言:

《秦人秦商文化系列》是由北京陕西企业商会重磅推出的品牌系列活动,每周推出一篇秦人秦商文化系列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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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秦人秦商文化大讲堂》将成为群贤汇聚交流商机的活动:北京陕西企业商会、陕西省驻京办事处、在京陕西籍领导、特邀嘉宾(北京异地省级商会代表)等优秀人才汇聚一堂,交流分享,把握商机。

2018年10月,皇城台考古工作现场。刘忠雄摄
1995年从厦门大学一毕业,我就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(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身)工作,至今没有换过地方。刚到单位,老所长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出去找周王陵。
中国历史上,周秦汉唐,只有西周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然是个谜题。于是,我和一个同事,每天划定一个范围,骑着自行车,踏遍青山,在沟沟坎坎里找线索。同事比较有经验,能在中午12点前返回老乡家里赶上午饭,而我有时候路线画长了,饭点了也回不去,只能饿肚子。文献上记载,周王陵大概在万年县(今西安市西北)附近,但我们找了3个月,也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周王陵的位置,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考古就是这样,也许终其一生,面对的依然是未解之谜。石峁,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古城,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,在夏朝建立的前夜,矗立在陕北的高山台塬之上。2011年,石峁遗址开启全面系统考古工作,作为考古队队长,10多年过去了,我仍在这里。
名字中的“周”,是周原的“周”
我的老家是陕西宝鸡岐山县,距离周原遗址非常近。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,也是建都丰镐之前的一个重要都城。我的名字里有一个“周”,而我母亲并不姓周。我们那一带的人,骨子里崇尚着周的遗风,很多人名字里会有一个“周”。这也许注定了我和历史、考古的渊源。
我是70后,小时候对历史感兴趣,不过在那个年代,一般人并不了解考古。我外婆家在扶风县,就在法门寺塔附近。1987年法门寺地宫开展考古发掘,当时我上中学,进不去,就在外面围观,但没想到自己将来会从事这个工作。
我本来是90级的,当时高考有预选,预选时我考了全县文科的最高分,但到了真正高考时,没考好,只能复习一年。我不好意思见人,每天就沿着墙边溜到学校去上课。第二年高考,我就想,要跑远一点上大学。
当时填报高考志愿没有现在这么先进,就靠一张报纸提供信息,我就选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。就这样,我从陕西跑到了厦门。
真正爱上考古,是大学期间的几次实习:江西吴城遗址,是江南首次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商代文化遗址;为了支援三峡工程,在重庆万县参加了三四个月的考古实习,这让我觉得,考古是一个接地气的学问。
1995年大学毕业,我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。工作4年后,我到西北大学念硕士,当时选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,其中就包括石峁遗址。我在十几年后主持石峁的考古工作,也许是命中注定。
在夏朝建立的前夜,石峁遗址“石破天惊”
秃尾河中游,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,东侧的台塬山峁上,有一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城遗址——石峁遗址。石峁遗址之所以重要,有三个原因:
第一是时间节点,距今约4000年;第二是地理位置,位于中国北方地区;第三是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有很多共性因素,比如中国罕见的早期石构建筑、地表之上还有城墙、巍峨的皇城台……这与同时期印度河流域属于哈拉帕文化的摩亨佐-达罗城,两河流域的乌尔王城,有很多共同点。
2016年召开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,很多国际知名考古学家,站在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上,非常激动地说:“这是中国文明!”
我们能感受到它的伟大、它的气势磅礴,它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建立的前夜,代表了北方区域最重要的社会集团。它“石破天惊”,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范围,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。
在4000多年前,石峁的整体环境,包括植被与水文,比现在要好,水位比现在要高至少20米,但依然是沟壑丘陵地貌。就是在这样一个沟壑纵横的地方,石峁先民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立体城池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尽管已是断壁残垣,但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仍长达10公里,最高可达70米;核心区域是金字塔状的皇城台,固若金汤,台基全部用石头包裹,石峁的“王”和贵族们,就生活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;在宫室建筑周边,镶嵌着体量巨大、题材丰富的石雕,还有类似图腾柱的石柱,至今仍矗立在4000年前的地面上。
石峁有着发达的玉文化,考古发掘的一部分玉器,受到同样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的影响。比如,良渚的典型器物玉琮,在石峁被切成了薄片,原因尚未知晓。石峁的玉料来源比较庞杂,也说明它与周边文化交流频繁。
古人的上层交流网络,在4000多年前就是畅通的。在中华文明的满天繁星中,星星的光芒照亮了彼此。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南端的廊道,向西与齐家文化、向东与夏家店下层文化,均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。
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的古DNA研究表明,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,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陶寺人群,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。她的结论与我们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,石峁人群的根就在中国北方,他们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文化延续而来,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。
我个人认为,石峁族群因受到环境等外部力量的影响,从原来生活的北方地区,向南迁徙到临汾盆地,而陶寺文化恰恰就分布在临汾盆地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,两者年代几乎完全一致。
所以,石峁与陶寺,特别是石峁与陶寺中晚期,是一种“非兄弟即父子”的血脉相融关系。从文化因素看,比如生活用器、丧葬礼仪等,两者都有非常大的相似性,这种相似性在其他遗址中没有发现。
石峁文明是如何衰落,乃至在历史中烟消云散,至今没有定论。
石峁古城是当时的“国家工程”石峁先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

正史中没有对石峁遗址的准确说法,明代的地方志误以为是唐代城址,而在高家堡的民间传说中,皇城台是石峁女王居住的“女王城”,皇城台下曲折的城门道为关押犯人的“地牢壕”,而东门城外的恓惶梁墩地点,则是埋葬女王的“女王坟”。
1927年,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通讯《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》,报道了“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十里许有崔家峁山头,四边隐有朽腐石墙……”“北大考古学会得此消息后,业已转嘱神木学生韩益(应为蔚,此为笔误——编者注)生旋里调查”。这段历史被视为石峁遗址考古调查的发轫。
我第一次到石峁是1995年,当时的山路非常险峻。我们开着老式的北京212吉普车上去,如果对面来一辆车,就必须有一方往后退才能走,而车的一边就是悬崖峭壁。听1981年主持石峁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巩启明先生说,当时去石峁,食物要自备,在遗址待多久,取决于那袋面粉能吃到什么时候。
2011年,石峁遗址启动大规模发掘,考古队条件依然很艰苦。我们住的是老乡废弃的窑洞,喝的是窖水,用的电不太稳定,手机也没信号。考古队驻地先后换了3处地方,现在条件好多了,自己建了一个院子,有办公室、会议室、整理间,还能洗澡!
如今,考古队的成员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,有研究植物的、动物的、人骨的、环境的、建筑的……多元学科的视野、现代科技的介入,为我们复原古代社会添上了一对翅膀。
目前我们的工作集中在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,刚刚在皇城台上发现了一个大型宫殿建筑。它建在一个三四米高的高台之上,高台用人工夯土筑成,四围全部用石头包裹,石峁遗址现在发现的大型石雕,绝大部分就是用来包裹夯土的。
对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,让我们感受到,石峁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强势王国。在地貌险峻的高山台塬之上,营造如此宏大的工程,这一定是一个“国家工程”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集团小部落能完成的。
石峁遗址弥漫着浓厚的“圣城”氛围:玉琮被切成薄片,在修筑城墙时被埋藏在石缝之间;发现大量占卜遗存,从皇城台上弃置下来的卜骨有数百片之多;发现了口簧,这种乐器至今仍流传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,传说有着“通天”的功能。
石峁不是一座孤城,考古调查已经发现,仅仅在秃尾河沿岸,就有100多处龙山遗址,其中石城近20座。包括玉器在内的很多生产生活资料,从四面八方运来石峁,那些中小型聚落,就是它的卫星城。
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,我们认为石峁当时的部分居民也许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。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就发现了近两万枚骨针,其中很多还处在生产加工的阶段,说明石峁人精于骨针制作。骨针数量远远超出了仅供本聚落使用的需求,这说明当时掌握核心技术的手工业生产者,很可能与聚落的“巫”与“王”,是三位一体的身份。
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,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
现在网上说我是“自费”留学生,其实那时候很穷,哪有钱自费。2002年硕士毕业,2003年我拿到澳大利亚的奖学金,覆盖学费和生活费,到墨尔本拉筹伯(LA TROBE)大学念博士,跟随刘莉教授。
刘莉教授师从海外知名考古学家张光直,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,在拉筹伯大学培养了一批学生。我的同门师兄弟中,有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、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……
这段留学经历,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开拓了研究视野。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源于西方,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初,仍然以建立文化谱系和时空框架为主要目的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很多新的方法和理论被介绍到中国,受到追捧也受到质疑,中国考古学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碰撞。
而这个时期,我恰好在留学,得以系统地学习考古学最新的理论与方法。如果说此前的考古研究停留在物质文化史层面,那么博士期间的训练,让我多了一个触角,向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去延伸,如何用考古资料去解释、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状况——也许并不那么准确,但我相信它迫近历史的真实。
特别是关于早期手工业的研究,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,除了研究生产技术,我们还可以从作坊被废弃之前的堆积情况,分析当时的生产有没有分工,从墓葬可以分析当时工匠的社会等级。
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,我们发现,西周初年的很多手工业者很可能是殷商移民,即文献中记载的“殷民六族”,他们掌握着制绳索、烧陶器等手工业技术,被周王朝接收了。我们从考古资料中复原了历史。
我们做一线田野考古的,学术研究天生要跟“皇天后土”打交道。淡泊明志、坚守田野,这是考古人的一如既往。但同时,考古是一门国际学科,可能是社会科学中与国际交流最频繁的学科。我曾经统计过,我们单位的年轻人,进来不到一两年,就会出去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。
现在年轻人对考古的兴趣越来越大,从去年到今年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新进了30多名硕士研究生。他们不像我年轻时候,迷迷糊糊地就来了,现在的年轻人有兴趣、有主见,真的热爱考古,也愿意为此付出。
记得1997年,我和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同在一个考古队,在榆林发掘一处龙山早期遗址。考古队驻地旁边有一条河,还有一条穿河而过的铁路。我们干完活,就去河里洗澡,看每天一两趟的火车。遗址旁边的水泥厂,烟尘很大,厨房蒸出来的馒头都是青的。日子虽然苦,但每天能发现新东西就很享受。
考古的“明星遗址”就那么几个,可能大部分考古工作者终其一生也不被大众了解。我遇到石峁,已经很幸运。只要能把手头工作做好,把近30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好、研究好、公布好,就很满足。
{孙周勇简介}
现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、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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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孙周勇
出生地:陕西省宝鸡市
职务: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、院长
主要成就:第三批国家“万人计划”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
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(1995,历史学学士)、西北大学(2002,历史学硕士)、墨尔本LATROBE大学(2007,哲学博士学位)。2006年获“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”称号。2009年1-7月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(UCLA)美术史与扣岑考古研究所访问学者。2011年获陕西省“三五人才”称号。201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。。

(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蒋肖斌根据孙周勇口述整理)

除标注外,其余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/供图

来源 |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